第六版：卓越绩效
上世纪60年代初，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曾是我国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名词。在我党重新强调群众路线的今天，牢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重温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发展之路的角度看，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从马钢宪法到鞍钢宪法
马钢宪法中的马钢是指前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是前苏联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对工厂管理的系统方法称为“马钢宪法”。其核心内容是一长制，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规章制度。但没有充分依靠群众，不搞群众性技术革新。“马钢宪法”在苏联具有代表性，鞍钢当时实行的就是这套工业管理模式，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一长制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其核心正是以“专家管理”为特点的管理系统，崇尚精英治厂的价值取向跃然纸上。
鞍山市委递交给中央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做了大段批示，其中高兴地写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两参”是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是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其中凸显出重视干群关系，主张群众参与管理，强调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
世界著名质量管理专家石川馨先生说：日本的ＱＣ小组实际上借鉴了鞍钢宪法中工人参加管理这一原则；新日铁首任社长稻山嘉宽说他创办新日铁就采用了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办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L·托马斯明确指出：“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它弘扬的“经济民主”正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二、大庆精神的实质
产生于60年代大庆石油大会战的大庆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尊重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爱国、创业、求实、奉献。”
同时，“三老四严”是大庆石油职工在会战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其主要内容是：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激励着中国几代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五到现场”的内容包括：生产指挥到现场、政治工作到现场、材料供应到现场、科研设计到现场、生活服务到现场，这倒让人联想起日本企业强调现场管理的“三现主义”。
“四个公开”：思想公开、缺点公开、工作公开、生活公开。
大庆精神在爱国创业的大前提下，无不透出强调群众参与，重视现场，对广大群众公开透明的基本价值观。前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除了大庆，没有哪一个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哪一个城市在未诞生之前，就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没有哪一个企业和城市走过短暂的历程，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铭刻一个辉煌的亮点。”
三、“先进的神话”导致自主意识的丧失
70年代末，日本经济快速崛起，全世界都被日本的经济奇迹所吸引，世界各国的企业都开始关注和学习日本，“质量革命”被用于形容日本企业的快速发展，日本的TQC也自然进入人们的眼帘。当时，正值我国对外开放之初，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发达国家，一时间，从先进设备、先进技术的引进，继而通过“技术和管理是两个车轮”的探讨，“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也成为当然之选。“先进”这两个字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就像“芝麻开门”一般，念诵一声，装满黄金珠宝的洞窟山门就会大开。由于“先进”对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不可抗拒和毋庸置疑，“先进管理”的提法也就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
改革开放之初，企业不假思索地学习引进发达国家企业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是现今，通过将优秀企业的最佳实践作为标杆，学习继而超越，也是企业追求卓越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学习过程中，不考虑我国国情和企业的具体条件和现状，将发达国家企业现在使用的方法都贴上“先进”的标签，并不假思索地引进，会导致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无法获得预期效果。这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多方面的，直接的负面效果是企业投入的人力、物力无法取得效果，另一方面，还会导致企业对引入新的管理产生抵触，继而从根本上制约了企业的管理改进和管理创新。
1928年6月，在我党唯一一次在国外（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红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与此同时，没有出席党代会的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在毛主席写给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当年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开始，到如今的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一直都有着很强的自主意识，积极主张要认识国情的不同。从早期洋务运动提出的“中体西用”，到我国质量管理界德高望重的袁宝华同志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无一不是强调基于我国国情和实际条件，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管理。旁观日本的企业，他们倒是很好地传承了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的“和魂洋才”，摸索出大量适合东方文化的管理方法。而目前，我们具体在学习、移植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的理念、方法的过程中，自主意识以及自我分析判断能力大多消失殆尽，落到了被动学习、简单模仿的地步。
在如何提升员工能力，激发起员工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领广大员工完成企业战略目标方面，我们本应有大量的思考和做法的。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先哲们论及的大都是如何做人、如何与别人相处，进而思考如何“执经达权”，如何达到“君无为而臣有为”以及“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尧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慕己而无为而治”的境界等等。关于如何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地带领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前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中也摸索出大量的成功经验。解放后，大量的军队干部转业到工矿企业，打仗取胜的经验也成为管理的成功经验，从“官兵一致”发展成企业管理中的“缩小干群差距”、“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无不体现出对东方农耕文化的准确理解，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深刻领悟。而现今MBA的人力资源管理教科书中，到处充斥着“契约精神”，满纸都是将员工看成机器、设备的“真知灼见”。
四、学习日本质量管理的误区
尽管是事后诸葛，但仍有必要反思当初引进日本TQC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即便现在，中国的企业大多也不了解日本企业质量管理的全貌，认为石川馨先生撰写的《日本的质量管理》全面介绍了日本企业质量管理的实践。其实，石川馨先生在书中明确地写道，“日本质量管理的特点是日本质量管理和欧美质量管理相比较得出的”。日本企业和欧美企业都有各自的特点，当年欧美企业关注的日本质量管理的内容大都是QC小组、方针管理、社长诊断……等与欧美企业不同的部分。实践证明，这些产生于日本的QC小组活动和方针管理，带有明显的农耕文明色彩，最终也未在欧美得到成功地推广应用。
设想当年石川馨先生如果将中国和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的特点则可能是：科学地抽样、缜密的过程分析、系统的过程控制、翔实的研发设计、深入的失效机理研究、反复多次的批量试制和工艺改进、全员参与的设备保全、严谨的可靠性管理、售后服务过程中新产品概念的识别……，换言之，当年很多欧美和日本发达国家企业同时都采用的质量管理工具方法，并没有映入我们的视野。现实中，即便是一些获得卓越绩效管理奖项的企业，号称从优秀走向了卓越，而实际工作中，连优秀企业必须做好的工作都存在空白。
同属农耕文明的中国，学习或移植日本成功企业的质量管理经验，对于我们倒不存在什么文化的鸿沟。相反，摩托罗拉这些欧美企业则长期纠结于无法顺利地开展QC小组活动，最终根据自身的文化特征，弄出个以专家管理（绿带、黑带、黑带大师）为特点的六西格玛管理，走上了符合美国国情的质量管理道路。从管理基础乃至产业素质看，引进、学习那些大工业生产共通的内容，对我们的企业反而更加急迫。否则，就不会出现用随意抽样代替随机抽样；不进行统计过程分析就开始统计过程控制；产品开发部部长没听说过FMEA等各种让人难以置信的现象了。于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开展全面质量管理的主要内容是QC小组、方针管理的原因所在了。
从日本和欧美质量管理的差异，可以透视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继而为我们理解东西方管理的差异，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之路提供思考的出发点。
五、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
目前，管理理论界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两种倾向，要么妄自菲薄，要么妄自尊大，前者更为严重。鞍钢宪法体现了农耕文明对来自狩猎文明的大工业文明的反思，是开展专家管理还是全员管理的抉择。大庆精神彰显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价值观，为后来“用市场换技术”的全盘失败做了最好的批注。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启示。
首先，要有自主意识，要有文化自信，仅此方能有文化自觉，才能冷静客观地对待所谓“先进的管理”。由于发达国家企业成功的光环，使得我们一些人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不少人对发达国家企业带来的管理不加鉴别。当然，也不能因此对国外企业的管理实践视而不见，盲目抵制。对此，鲁迅先生对“拿来主义”是这样论述的。
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惧。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其次，必须始终坚持“不唯先，只唯实”。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去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去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现真理。在管理实践过程中，不用“先进”和“落后”对管理进行分类，要看其是否科学、有效。
最后，要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去总结我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不少建筑企业延续并完善了带有亲情和家庭符号的“师徒制”，即便是博士到企业，首先举行仪式拜师，当然，如今做好一个师傅较过去有了不同要求和待遇；宝山钢铁公司不拘泥于日本企业质量改进活动的推进模式，考虑到当前员工的需求层次，大胆探索出全新的推进模式，激发起广大员工的改进热情；格力电器基于国内制造业的质量保证水平，根据公司的“实文化”，提出了T9模型，强化问题追踪机制和问题机理解析，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吉利汽车整合多种质量改进活动，推出了“3824”的改进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市场上存在的质量问题……，面向未来，我国一大批企业正在独自探索着。
（作者：张晓东 管理学博士，北京科立特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全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卓越绩效评价准则》主要起草人，全国质量管理奖评审员培训导师，国家质量管理奖评审组组长，中国质量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QC小组推进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注册质量工程师教材编写专家，质量工程师培训师首席导师，日本质量管理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