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政策要闻
新冠疫情自2019年底爆发已经接近3年了，即便是医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仍未能研发出短时间内完全治愈新冠的药物，并有效地遏制其高度的传染性。疫情不管是发生在当代还是古代，都会给人类带来相当大的损失。
相对于现今广泛称呼的“疫情”，在以前有一个更为耳熟能详的称呼——“瘟疫”，这个称呼即便在当代也不陌生。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流行疫病，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的一次瘟疫就死亡上千万人的悲剧。数次疫病的流行带给人们的不只是苦难和病痛，也有历经磨难的应对措施。古时候的人们没有现代医学中“病毒”的概念，更无从观察病毒自身的构造和繁殖特点，那么每当疫情流行时，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在当时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呢？
江南水乡应该是当代许多人憧憬的居住地区，但旧时气候湿润的江浙地区却是疫病的多发地。明清时期，瘟疫横行时可见“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这些真实的场景，无一不说明着疫病的严重性。而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隔离、消杀、焚烧和接种疫苗等一系列的治疗策略，早在东晋时期葛洪便发现了免疫疗法。到了明朝，种痘已经成为对抗天花的主要预防手段。时至今日，以上措施仍为当代人民乐此不疲地应用到抗疫保卫战中，从而有效扼制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但凡大疫，必有精诚大医济世。明朝吴又可，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防疫专论——《瘟疫论》，为瘟疫证法打开了新的法门。其中关于杂气的传播途径、潜伏期的理论和症状的轻重与个人体质的差异以及进入体内杂气的数量有关的理念与现代医学的观点十分吻合。同时，他认为疫气是“杂”的和“常变”的，这与现代医学中病原体的靶向性、特异性和变异性高度相似。《瘟疫论》中的“达原饮”在抗击非典中更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邓铁涛、任继学等多位著名中医学专家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对SARS患者的治疗产生了较好的疗效。
新冠疫情爆发后，钟南山、李兰娟、陈薇等人冲锋在第一线，为有效应对疫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2年1月22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就将达原饮用于新型肺炎湿邪肺证的治疗；后续的第四版-第七版，在原方的基础上分别针对不同的病证加减药味以适应具体的证型。临床治疗过程中更是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筛选出疗效良好的三药三方，即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方、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其在降低轻型转重率、降低病亡率和提高重症、危重症治愈率等方面发挥了有目共睹的重要作用。
青蒿素更是在屠呦呦的手下走向全世界，为中国赢得第一个诺贝尔奖。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2000年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抗疟首选药物推广全球以来，青蒿素在全世界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年治疗患者数亿人，特别是在疟疾最为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其中约150万人免于死亡。
中医药是人类文明的宝库。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做好传承，在传承好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并将其发扬光大。（中药与医院制剂研究室 张亮亮 整理）